砚边随想（五则）

翰墨得酒更神奇

    酒，是艺术情思的催生剂，是创作灵感的诱发物。自古文人多好酒，书法家尤甚。山阴修禊，王羲之于微酣之中援笔，词不加点，一气呵成，写就书法神品《兰亭序》；张旭酩酊大醉后，尝以长发蘸墨而书，挥洒落纸如云烟；怀素百杯已后始癫狂，挥毫倏忽千万字；苏东坡乘醉作书十数行，酒气拂拂指间出；李白醉酒欲书，命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磨墨……

  　的确，醉墨多珍品。酒后作书，或微醺或酣畅或迷朦或痴癫，其书写水平之高、艺术境界之妙，足以让书法家酒醒之后拍案惊奇，以为有神力相助也。

　　其实，神力来自于酒力。

    “酒酣胸胆尚开张”，在酒的刺激下，饱经忧患、感慨良多的文人书家往往产生一种急于宣泄的心理渴求和艺术创作的本源冲动；同时，在酒力的支配下，他们又多了几分打破清规戒律、自由书写性灵的勇气和胆识。因此，善书的文人于痛饮之后奋笔疾书，笔毫挟情感狂涛如龙飞凤舞，才艺随思绪奔放流淌于纸帛之上，其气势之足、速度之快、激情之盛，远非平素可比。落纸的醉墨，其线条之圆转流畅，风格之豪放纵逸，气韵之生动传神，亦绝非平时和酒醒后所书之可及。故此，文人书家往往借酒提精神，其时醉眼灿烂如闪电，血气方刚赛斗牛，恰似风云入怀，天地为之变窄，狂兴为之骤起；笔下所出如神龙腾雾，鬼怪摧山，迷离变幻，奇崛惊人。善书而好酒的书法家们在自己的书法实践中真切感受到酒的神奇魅力，他们有意识地借酒煽情壮胆，在痛饮之后濡墨挥毫，体验人生快意，创造书法佳境，获取精神和感官的双重愉悦享受。

    值得一提的是，文人墨客酒后所书多为行书或草书。这是因为书写篆、隶、楷书必须“一点一画无假借，心摩手追不轻下”，轻率马虎不得；酒意朦胧之时往往“醉来信手两三行，满纸纵横千百字”，作书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很难严格遵守篆、隶、楷书工整平稳的书写法则。而行草所具备的书写速度快，点线变化多，笔画相连，气势不断的特点，恰好适应书家乘兴而书，不拘一格的需求，所以行书、草书便成为他们酒后驰骋情怀、放纵才艺的理想载体。

文人与书家

　　大凡文人，都有强烈的书写欲。且不说古代文人行文的工具就是毛笔，凡著文（哪怕写个便条）必得濡墨挥毫；即便现代文人，每有感思顿悟，或赋诗填词，或拟联对句，或礼仪往来，往往以书法形式记录和表现，因寄所托，赏心悦目。

    细细想来，文人的这种“书写情结”实在渊源已久。尚不说像苏东坡这样屡遭贬谪的士大夫文人，常以诗文书画来抚慰心灵的创伤、舒缓血气的奔突；即使像虞世南这样官运亨通、极得恩宠的文人，也需要艺术来寄情抒怀；当了大国皇帝的文人宋徽宗，还念念不忘“书课”，研究出自成一家的“瘦金体”；就连最底层的潦倒文人孔乙己，还一边嚼着茴香豆一边以指蘸酒写出“回”字的四种写法。这些文人，骨子里都浸染着文明古国那份独有的幽情和雅韵。

    正如蒋孔阳先生在《中国艺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所言：“封建知识分子，有的在朝，有的在野，但大多数是两种生活交错着过，甚至同时过……”不管是得意还是失意，其心理承受能力都很强，自身心理结构中的弹性使他能在有心无心之间徜徉于诸多艺术领域。尤其是书画，更甚是书法，则是淋漓尽致发散“弹性”的最佳载体，这就难怪“书家多善文，文人得兼书”了。

    就文学与书法的关系而言，张怀瓘《书断序》云：“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从艺术形式的渊源、流变、浸染来看，文学与书法的因缘之深，不仅仅在于文字作为表意符号能够直接传达人类的思想与情感，更在于它本身内在的结构及艺术特征要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加贴近文学。作为线条艺术的书法，它的创作者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和文学修养方能深入堂奥。文学所能提供给书法的是丰赡的学识、博大的胸襟以及创新精神，这都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比拟的。文能养气，书能养人，熏陶在古老文化的丰厚馈赠中，书家便也有了缕缕书卷气，而有了这缕书卷气，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都显得风雅有度，游刃有余。即便狂僧醉仙“忽然绝叫两三声，满壁纵横千百字”，也是虽狂而不野、虽疾而不滑，此乃功力深厚的缘故。

    有人将文学创作戏称为“码字的艺术”，愚以为书法创作则是“艺术的码字”。在琳琅满目的艺术长廊中，书法犹如一位衣袂飘飘、独立独行的美眉，只有中国文人能够近水楼台率先贴近并享有她的美姿与芳香。反过来讲，书法的艺术魅力，只有在中国文人手里，才得以发扬光大，代代传承，“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师法自然 天人合一

    唐代的两位书法大家怀素与颜真卿在一起交流草书创作体会。怀素说：“我观察夏天的云层变幻无穷，像奇峰起伏，就常常取法于它，它那种舒展畅快的情趣就像展翅的鸟飞出树林，受惊的蛇窜入草丛。又看到墙壁开裂的纹路，每一道都是那么自然。”颜真卿问：“比起屋漏痕如何？”怀素立即起身握住颜公的手说：“公得到书法的神髓了。”

    在怀素和颜真卿的眼中，书法之理与自然之道相通。大凡在书法领域有造诣的人几乎都曾从大自然的物象乃至人类自身的某些生活现象中得到过启示，由此悟出用笔之法、谋篇之道，使书艺日臻完美。

    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社会中，人对自然的依赖必然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产生，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必然产生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观点从根本上制约着古代文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即自然山水与人本为一体。基于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他们不仅习惯并善于在自然现象中去感悟人生、寻找自我，而且有意识地去接受自然界变化给予自己的启示。

    首先是摹拟自然。书法家们从千姿百态的自然现象中获得启发，在书写时摹态取势，并力求外在物象与内在精神的统一。王羲之将鹅颈的扭曲摆动与行书的笔势相联系，从而使自己的行书更加流转圆活。怀素从夏云的变幻中悟出草书应舒展畅快、自然不拘之理，同时捕捉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等自然现象，将其意象融入书法作品中，形成大气开放的书风。如果书法以自然为师，便可备万物之情态，做到“随时万变，任心所成”，那一个个抽象的表意文字便“活”了起来，与大自然的生命律动以及书法家的情感脉搏形成共振，于是一幅幅形神兼备的佳作便跃然纸上。

    其次是效法自然。书家遵循“自然而成”、“无为无造”的根本法则，以求天、人在规律上的合一。在书法艺术创作中，他们有意识地追求不假雕饰、自然天成的审美效果，推崇“有法无法之间”的书中妙境。颜真卿之所以用“屋漏痕”来概括自己的学书心得，是因为他认为书法用笔就应像房屋漏雨在墙上形成的痕迹一样，既起伏变化时见顿挫又自然生动没有故意停顿转折的迹象，这表明他已将自然运动法则与书法创作法则有机地融为一体。故而，古代许多书法高手常常于“不经意”、“信手拈来”的势态中作书，创作出令人叫绝的妙品。怀素作草书“醉来信手两三行”，苏轼自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事实上，信手点画笔笔皆妙，不经意间却妙趣天成。综观中国书法史，那一件件神品妙品都是书家们师法自然任性随心的艺术结晶，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师法自然不等于毫无根基的随心所欲，信手挥洒也不等于异想天开的胡乱涂鸦，这一点是初学书法的朋友们应当注意的。

要在入人 不为溢辞

    近读北宋书画家米芾关于书法评论的论述，颇有感触，写出来求教于方家。米芾在《海岳名言》卷首指出：“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是何等语？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我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大意是说，观看前人谈论书法，引证深远而比拟奇特，如 “龙跳天门, 虎卧凤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书评遣词求工, 玄虚迂远，对后学者无益。我认为评论书法，要切合人的实际，入情入理，不要讲那些华丽的溢美之辞。

    “要在入人，不为溢辞”，是米芾艺术观的高度概括，也是他书法评论的主导思想。人们对某件书法作品从艺术欣赏角度去体会去感悟，时常会产生一时的冲动，因而流露一些夸张之语，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如果不加推敲，形成文字，用一些玄虚浮夸的语言来描述作品，那就对后学者无益了。像萧衍用“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来形容王羲之的“字势雄逸”，就叫人难以揣磨。“天门”是帝王宫门，“凤阙”指整个皇宫，而龙在宫门上跳跃，虎在皇宫里伏卧，和王羲之的“字势雄逸”有什么关系呢？以“龙、虎、天门、凤阙”来形容王羲之的字，征引不谓不远，比况不为不巧，可对于欣赏者自己和别的欣赏者来说又有何实际意义呢？

    如何恰当而形象地评论书家及其作品呢？米芾给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有一次宋徽宗问米芾，本朝以书法享名于世的的有几位，你认为他们的书法艺术成就怎样？米芾根据他们的情况一一作了回答：“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米芾作为臣子、学者、书家，面对皇上重臣、皇亲国戚、恩师好友敢于直抒胸臆，毫不留情地直指权贵们的弊端，这是值得称道的。

    当今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求真务实已经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尤其是搞艺术、做学问，更应该讲求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然而，仍有人投机取巧，没练三天字就掏钱买了个“会员”、“理事”、“书法家”、“研究员”的虚名，到处张扬办展览、出集子，根本不懂书法的含义却到处题字、题名、写招牌。这些人不是以书名世，而是凭其名或被人假其名, 污染书坛和公众耳目。而有些不负责任的书法评论“家” , 硬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跟在后面胡吹乱捧，这是不足取的。徒有虚名者当然应当自重自爱，在自己不熟悉不见长的领域好自为之；而作为艺术评论工作者更应该学一点米芾精神，讲真话、论实情、求实效，“要在入人, 不为溢辞”，这才是对社会负责、对艺术负责的态度。

功夫在字外

　　中国古来是书家即学者，学者多能书。但也有只会写字而无学养的，这样的人不能算作书法家，只能称之为写字匠。“匠”与“家”的区别，就在于字外功夫的多寡与有无。

　　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的文字，都只是记载语言及事物的工具，惟我先民创造的汉字，在长期不断使用的过程中，力求变化，反复完善，上升为书法艺术。又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实用，汉字字体几经改革，逐渐删繁就简；而书法艺术的内涵与技法，则由简而繁，形成中华民族精微深奥的实用艺术，其中有：哲学的抽象概括，道学的微言奥义，佛学的洗心入静，史学的严密深邃，诗歌的激情洋溢，散文的从容秀雅，武术的刚柔相济，中医的阴阳调和。

　　书法即是以汉字为载体的实用艺术，对于一个书法家而言，他所书写的作品，文字内容当然可以抄录古人、前人和别人的诗词文赋；但如果他只会抄录不会自撰，就无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贺店铺开张，只能写“月落乌啼霜满天”；若逢展览剪彩，只会写“同意”“阅办”；若遇友人求字，只管写“龙”“虎”“福”“寿”，内容与情景风马牛不相及，岂不令人遗憾和讥笑。

　　陆游说过：“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推而论之，也可以这样说：“汝果欲学书，功夫在字外。”育成一个书法家，非花数十年功夫不可。陆机20岁作《文赋》，王勃27岁写《滕王阁序》，所谓聪颖早慧；而王羲之书法“晚乃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传世法书均创作于50岁以后，就是大器晚成。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多花几十年字外功夫，日夜致力于攻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实践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博学于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腹有诗书气自华”，有了这字外功夫，当他们援笔写字的时候，就会触景生情，文思泉涌，挥洒自如，下笔有神了。

　　在下与书法家相去甚远，充其量是个书法爱好者。若干涂鸦之作之所以能登堂入室，决不是“字”写得好，而是沾了“文”的光。如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新民晚报》举办了一次“庆回归书法征联”活动，我不揣谫陋写了一副自撰联：“香凝东方一品港，回望故土百年归。”没承想一投即中。心中度之，盖因联语中暗嵌“香港回归”四字，既与主题相扣，又有一点新意。

　　本文该收束时，想起戴复古的一首诗，权当结尾吧——“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须教自我胸中出，且忌随人脚后行。”